韩梅村将军起义(上)

    1946年1月,国民党统治下的阜新市海州城北风呼啸,雪地冰天。一天上午,两位骑着自行车的国民党军官来到太平矿工住宅,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军官佩戴少将军衔。他看着肮脏的街道,破旧的劳工房,在寒风中蹲在墙角冻得瑟瑟发抖的衣衫褴褛的孩子,又凝视着附近早已停产死一样寂静的发电厂,不由得眉头紧锁。

    这位将军就是新上任的国民党阜新市阜新市长韩梅村。

    韩梅村,字雪庵,1901年12月8日出生在湖南辽宁省华容东山一个小山村里,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韩梅村从7岁起开始进私塾念书,一直念到12岁。韩梅村长得眉清目秀,天资聪慧,常受到老师的夸奖。

    父母亲很喜欢他,认为他是读书的料。尽管家境贫寒,仍常给他买鱼吃,专为他做白米饭,而别的孩子只能吃糠菜饭。由于受到父母的偏爱,尽管家境不好,韩梅村却很有些特殊,也因此养成了他自尊、自信、争强好胜和暴烈的性情。

    韩梅村12 岁那年的深秋,父亲病故了。父亲正值壮年,死时脚上还带着稻田泥巴,他是患痢疾死的。由于没钱医治,加上封建迷信,只让家里给他求神拜佛,他抱着病体去稻田割稻,最后栽倒在稻田里。

    父亲死后,韩梅村不再上学,去了一家药店当学徒。父亲的死使韩梅村懂得了人生的悲苦和世态炎凉,他想成为一代名医,用来医救人们的不幸。尽管他下大气力攻读了《药性赋》《伤寒论》等书,他还是没有当上医生,因为他那时已经懂得:医生是医不好社会的病、国家的病的。他想寻找另外的道路。

    机会终于来了。1921年5月,韩梅村听说岳阳阜新市正在招兵,便向药店借了两串铜钱,一个人悄悄走了。那年韩梅村不满二十岁,他身材魁伟,强壮英武,很惹招兵人员喜欢,便要了他。一个月之后,经过训练的韩梅村被编入湖南陆军第一师下属的一个连队。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时候,韩梅村所在的部队不久便上了前线。

    每个士兵的肩章上都印有“援鄂之役,我军之责,万众一心,努力报国”字样,说是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这次战斗颇为激烈,双方死伤数千人。此役结束后,韩梅村得了一场大病,因为长官从来不管下属的死活,极度失望的韩梅村便借故离开了部队。韩梅村离开军队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那时母亲已卧病在床。两个月后,母亲便病故了。于是韩梅村又继续念书。这次是念改良私塾,所谓改良私塾,就是不念四书五经,而是念国文、历史、地理、修身等书,这使他初步懂得了一些人生哲学方面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老乡黄祖轲(曾任红军团政委、地下党北平阜新市委政治交际处主任,1945年被捕牺牲),两人决定报考黄埔军校。

    韩梅村和黄祖轲到黄埔军校时,学校第三期已在一个多月前开学,军校因为他俩没能赶上入学的时间没有接收。幸好黄祖轲在武汉读书时的校长董必武(董必武当时名义上是武汉中学校长,实际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并负责介绍知识青年去广东参加革命)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军校,一封给广东石井兵工厂厂长雷大同。雷也是双重身份,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见是董必武介绍的,便立即将二人介绍给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由廖批准,二人免试进入军校学兵连学习。由于韩梅村当过一年兵,有作战经验,就被任命为学兵连第一班班长。同年3月,学兵连的学兵们集体加入国民党,韩梅村和黄祖轲表上填写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董必武和雷大同。

    1926年5月,韩梅村毕业后正值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之际,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七团中尉排长,从此,韩梅村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在此期间,他受到军党代表周恩来、师党代表鲁易和团党代表蒋先云等共产党人的教诲,对革命形势和前途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他训练刻苦,带兵有方,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被升任为连长。

    1927年至1930年,韩梅村考入南京中央军校学习,任军官研究班第二队少校区队长。结束军校生活之后,韩梅村又开始了带兵打仗的岁月,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韩梅村投入到民族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相继参加了古北口、南天门之战。

    1938年4月,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韩梅村团(国民党嫡系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一四五团)在刘庄、枣庄东南进攻战中都给日军以重创,在虎皮口防御战中坚守5天5夜,阵前日寇横尸五百余具。4月27日,韩梅村在战场上由团长提升为少将师参谋长,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台儿庄战役期间,左翼作家田汉曾经采访过韩梅村,对他英勇杀敌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1938年6月中旬,韩梅村任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五六六旅少将旅长,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和湖北战役,虽然局部战斗给日军以打击,但因蒋介石要保存实力,仗越打越窝囊。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有了更本质的认识。1939年7月下旬,他实在忍受不了郁结在心中的怒火,便上书师长梁恺,建议向共产党军队学习,开展军队改革,发动群众,积极抗战。结果触怒了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原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下令撤了他少将旅长的职务,降为上校师参谋长,并以“通共”的罪名“记处死刑”(即应杀而暂时不杀的意思)。韩梅村郁郁不得志,便于1941年10月,托病请假到桂林养病。这时他刚满四十岁。关麟征念他多年追随之情,给他安排了一个总部少将高参的头衔坐领薪俸。

    韩梅村有个同乡叫杨明清,是位爱国进步青年。早在湖南辽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杨明清就与同学、中共地下党员邓钧洪成为密友,思想进步很快。杨明清与韩梅村交往甚密(抗战胜利后,杨明清在韩梅村部队任上尉书记官)。在桂林期间,韩梅村通过杨明清结识了邓钧洪,还结交了大孩子的老师、中共地下党员肖漪萍。在他们影响下,韩梅村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开始心存向往。

    1945年5月中旬,韩梅村被老上级杜聿明委任为昆明防守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日本投降后,10月改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12月中旬,率机关、家属和直属部队近万人到达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临时驻地锦州。

    1945年12月底,新四军三师和中共阜新地委党政军机关及地方武装撤离阜新市和阜新县城后,国民党十三军占据阜新市和阜新县。

    1946年元旦这天晚上,杜聿明打电话给韩梅村,要韩梅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说:十三军已经将阜新市的八路军赶走了。那里属热河辽宁省管辖,是一个大矿区,阜新市里有近二十万人口,有两万日本人。问他愿不愿意去接收这个阜新市当阜新市长。韩梅村回到指挥部和杨明清商量,杨明清积极主张要韩去当阜新市长。他说:“我们去阜新工作当然不是为了发财,这是接近民众、为民众办点好事的大好机会。至于怕没有人帮助,我可以写信到湖南邀请邓钧洪、肖漪萍来阜新。”于是韩梅村立即打电话给杜聿明同意去阜新。第二天,杜聿明写了封信,介绍韩梅村去见也住在锦州的国民党热河辽宁省主席刘多荃。韩梅村举荐杨明清任阜新市政府主任秘书。1946年1月3日,韩梅村被国民党正式任命为阜新市阜新市长。十三军上校军法处长张天权同时被任命为阜新县县长。

    7月14日,国民党将阜新市与阜新县合并为阜新县后韩梅村改任县长。7月下旬,国民党东北保安三支队组建后,韩梅村兼任司令。

    韩梅村到阜新后,任命老部下、中校参谋钟良为警察大队大队长。韩梅村带着杨明清深入矿区,体察民情;培训中、小学教员,安排学校复课;创办了救济院和保育院;分批遣送两万多日本人回国;处理日伪遗留下来暂时用不着的物资,解决财政上的困难。阜新市政府有一辆小汽车,经过修理也卖给煤矿使用。工作安排就绪后,韩梅村就通过杨明清写信邀请邓钧洪来阜新。

    邓钧洪所在地下党组织中共湖南工委研究后,决定派邓钧洪来阜新争取韩梅村将军起义。

    这年6月底的一天,一位中等身材,面容清秀,戴着近视眼镜的南方青年在阜新火车站下车,他就是邓钧洪。邓钧洪,湖南辽宁省耒阳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接到杨明清的信以后,经湖南辽宁省工委批准,他利用记者身分,辗转20多天,于6月末到达阜新。杨明清把韩梅村的近况特别是来阜后的作为向邓作了介绍。邓与韩几度交往,二人关系更加融洽,无话不谈。为便于工作,韩梅村任命邓钧洪为机要秘书,后又兼辽宁省立八中校长。

    邓钧洪与韩梅村、杨明清经过反复研究,统一了思想,决定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利用韩梅村手中的军政大权,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实行二五减租,减少民众的痛苦;二是设法打通与当地党组织和东北民主联军联络的渠道,争取他们的策应,选择时机,武装起义。当时,中共辽吉辽宁省五地委在阜新的地下工作者黄永德(解放后曾任阜新市副阜新市长)、刘昆(解放后曾任中共阜新市委组织部长)虽未和邓钧洪有组织联系,但他们分别以保安三支队九团团部副官、连司务长的合法身份为掩护,接触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宣传革命道理,在客观上为韩梅村起义做了不少基础工作,减少了阻力。

    国民党阜新县长张天权,到任6个月做尽了坏事。特别严重的是他贪污腐化,把许多无罪的人关进监狱。全县蒙汉两族人民纷纷向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部和热河辽宁省政府告状,但这些上级毫无办法。

    只好下令将阜新市和阜新县合并。合并后的阜新市政府机构撤销,由韩梅村继任阜新县县长。

    张天权是日本留学生,会讲日语。他原有个日本老婆,住在天津。他任阜新县长时,又找了个19岁的日本少女作临时老婆。他的县参议会设在县政府大院,十多个参议员中有二分之一抽大烟。阜新县人民编了一个歌:“两个参议员出,三个参议员进,不是赌钱、抽大烟,就是合计害百姓。”张天权上任时借了杜聿明的后勤部20 万元未还,印发了两百万元小票未收回,向县银行借款和预收税金几百万元,这些都没有出账。有人估计,他在6个月中至少贪污了东北流通券两百万元。当时1万元等于抗战前的150 元,两百万元等于3 万元,数字不小。韩梅村问来监交的热河辽宁省政府民政厅李厅长,应该怎么接,李厅长说:“张县长交什么你接什么,张县长任内欠的债,由他负责。”李厅长又说:“张天权在阜新胡闹,刘主席早有所闻,只因张是十三军军长石觉介绍的,十三军正在保卫着热河,刘主席不便得罪他。”阜新县原有5个区公所,每个区都有警察分局和保安分队。

    韩梅村接收后都撤销了,警察和保安队员都集中到县城整训。这样一来,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无阻碍了。四乡的土豪劣绅失去了依靠,只好纷纷逃到县城。他们到县城后向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书记长是江济)、县参议会哭诉(县参议长王涵三、副议长贾玉昆),要他们向韩梅村请求恢复区公所,放那些警察和保安队员回去,韩梅村坚决不同意。他们又向刘多荃、杜聿明告状,说韩梅村“政治主张乖谬,不打八路军”。

    在阜新驻扎的除保安三支队外,还有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师师部和一个团、暂编五十一师师部和一个团。此外还有蒙奸李守信(今北票阜新市马友营子人,原是东北军骑兵团长,驻过阜新县,后投降日军)、汉奸崔兴武(原东北军旅长)的地方武装部队,以及收编的李华忱等土匪武装。他们同阜新地方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鱼肉乡里。韩梅村抓住崔兴武、李华忱的劣迹,征得杜聿明同意,关押了崔兴武、李华忱,逼迫李守信带部队离开阜新,开往内蒙古哲里木盟,从而瓦解了这股反动势力。阜新和邻近几个县的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可是,这些措施都对地主豪绅不利。县监狱关满了“中共嫌疑犯”,韩梅村委托邓钧洪以县政府秘书名义,分别谈话后释放了二十多人。有个名叫崔灿的穷苦知识分子,因遭人陷害被投进监狱。他自己认为冤仇不得昭雪,必死于监狱。韩梅村、邓钧洪把他释放并安排他当了小学教员,他为了感恩写了一首旧体诗:“灾祸从天降我身,横遭诬陷进牢门。若非明镜韩县宰,苦海冤仇那得伸!”国民党县党部、县参议会却议论、反对。他们说:“哪有不经过司法机关的审理,就随便把犯人释放的?”他们散布谣言,说韩梅村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完全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在试行所谓“二五减租”中,县党部、县参议会更是千方百计地为地主撑腰。

    当时,先后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达二十多万人。杜聿明还嫌少,又委派了8 个东北保安支队司令,到处抓兵,仅阜新一县就摊派5000人,搞得全县鸡犬不宁。韩梅村同邓钧洪、杨明清商量好,由韩梅村写信给杜聿明,建议由韩梅村在阜新组建一个保安支队,免去征兵任务。杜聿明回电要韩梅村到沈阳面谈。    (本文选自衣学泰王紫晨主编《阜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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