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梅村将军起义(中)

韩梅村和杜聿明谈的结果是:已在热河辽宁省凌源县的东北保安三支队司令刘清霖不听指挥,下令将这个支队七、八、九三个团共三千多人缩编为七、八两个团,另由韩梅村在阜新组建一个第九团,韩梅村兼支队司令,刘清霖为副司令,并由刘率领七、八两团到阜新整顿训练。杜聿明的用意是想把这支毫无训练的地主武装整训成“正规部队”,为他效命,但他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韩梅村受令后,把原在阜新县境活动以赵序五为首的“大刀队”一千三百多人改编成保安三支队第九团,赵序五任团长,郁怀忠任中校团副。郁怀忠是南京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生,曾任一九五师步兵连长。韩梅村委派他兼任第九团第三营营长。几天后,刘清霖来阜新。他说,七、八两团官兵都是凌源人,不愿意离开凌源,他无法带到阜新。并说他现在有病,向韩梅村请假去朝阳住院养病。韩梅村无权应允,只好又到沈阳去请示杜聿明。结果:将凌源的第八团交给五十二军整编,另由韩梅村在阜新以县保安大队为基础,再组编第八团;同意第七团留在凌源,同意刘清霖到朝阳养病。韩梅村保举老部下、阜新县军事科科长钟良任第八团团长,杜聿明不同意,他委派长官部赵家骧参谋长的同学刘斌任团长,钟良任中校团副。并委派了长官部上校参谋卢广作为三支队参谋长。接着又派了二十多名军校某分校毕业生到三支队任职,其中有少数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韩梅村自兼任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以后,所有阜新县地主武装,都收编到八、九两团,集中在原阜新市政府所在地海州整训,县政府机关也搬到了海州。四乡地主失去了依靠,逃到海州,对韩梅村造谣污蔑,说“韩梅村害怕八路军,把四乡武装力量集中到县城保护自己”。邓钧洪的党组织关系在湖南,为了打通与辽西当地党组织和东北民主联军联系的通道,邓钧洪做了多方面的尝试。

1946年9月,邓钧洪以巡视为名,到与解放区接壤的阜新县西北地区活动,想寻机与东北民主联军接触,但在李守信的防区内,被狡猾的李守信挡驾了,未能成功。

邓钧洪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只身到北平,找到党的地下联络点读书生活出版社。通过交谈,他们也看出邓钧洪的共产党员身份,但无真凭实证,按照党的地下工作原则,不能与邓钧洪接组织关系。可是他们又被邓钧洪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就给邓钧洪写了一封信,叫他到北平饭店找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邓钧洪持信找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递上了信件,并做了诚恳陈述。这位同志回答说:“我们是公开的谈判机关,万万不能干这种秘密工作。如果被国民党特务侦察到了,就会出大问题,给党带来麻烦,造成被动。”这条路又断了。

当邓钧洪回到阜新时,已是1946年岁尾了。这时阜新市内由反动势力操纵,掀起一股诽谤韩梅村的高潮,说韩“不打八路,不反共”等,一些人又联名向国民党热河辽宁省主席刘多荃告黑状。韩梅村与邓钧洪、杨明清研究,决定因势利导利用这一形势。

1947年1月的一天,韩梅村亲率部队,浩浩荡荡地向阜新县西北地区进发,“打八路”去了,邓钧洪也随军前往,意在通过武装接触,打通联络渠道。当晚韩部驻红帽子村,韩本人回阜新市内了。凌晨3点八路军真来了,一阵激战,保安三支队5个连的人马被打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邓钧洪同特务排被包围在一家四周设有炮楼的地主大院里。邓钧洪看枪声激烈,八路军攻势很猛,为避免误伤,只好从墙豁口跳出突围。东北民主联军冀察热辽十七旅不知其中奥妙,得胜而归。一心想当“俘虏”的邓钧洪又没当成。

转眼间到了春节,找党组织心切的邓钧洪化装成小商贩,冒着刺骨的严寒,踏着皑皑的积雪,绕过国民党军队哨所,直奔耳闻驻扎东北民主联军的王府。几经周折,才在一名老大娘的指引下找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在连部,长期做地下工作的邓钧洪,第一次置身于自己同志之中,心情格外激动。当他对连长说明有重要军情,必须面见部队首长时,连部招待他饱餐了一顿水饺后,派了一个班的骑兵,把他逐级转送到驻在紫都台的冀察热辽军区十七旅旅部。

十七旅政治部主任李质接待了邓钧洪。当邓钧洪介绍了韩梅村计划起义等有关情况后,李质回答说:“由于南北交通联系隔断,党的关系转不过来,这是客观困难。我们不能没有根据地相信一个人,这是革命斗争,尤其是军事斗争的原则问题。因此,我们既应该把你当同志看待,但又要当敌人防备,这有过血的教训,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邓钧洪虽然感到委屈,但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回答说:“一个共产党员当然懂得这个道理,难道我没有任何根据,就凭三寸之舌来取得你和党的信任?但我完全有信心,总会取得你们信任的,那就是请你们以实际行动来考验我。”交谈的结果,李质提出要两样东西,一是20张盖好阜新县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二是韩梅村的亲笔信和阜新地区国民党军事布防图。旅部又派一个排的骑兵和一名侦察员护送邓钧洪到王府。这时已是黄昏,邓钧洪找个没人注意的角落下马,换上毛驴,带着化装成随从的侦察员,在苍茫的暮色中回到阜新市区海州。

邓钧洪回到海州后,便给李质写封信,信中写了接头办法,把跟来的侦察员打发回去了。邓钧洪把情况向韩梅村汇报后,立即着手准备十七旅所要的物品。3天后携带“礼物”又化装来到王府。找到部队后,又被辗转护送到旅部驻地紫都台。当把“礼物”面交李质的时候,李质立即改变了态度。这次邓钧洪真正受到了同志式的待遇,为他安排了特殊房间,并由一名姓曹的科长陪同住宿;又安排了小灶饭,由曹科长陪客。

邓钧洪向李质提出为便于联系,可在游击区建立两面政权的建议。李质说,待请示军区后,再派人进海州与他联系。第二天邓钧洪回海州高兴地向韩梅村报告了情况,没想到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几乎坏了大事。

原来邓钧洪第一次到十七旅时,他住的房对门住几名国民党被俘人员,其中有个叫皮广俊的是韩梅村部下的排长。皮广俊记住了他,后来皮广俊逃了回来。一天在保安三支队司令部门口二人突然相遇。皮广俊一直跟着邓钧洪来到韩梅村家,当着韩梅村夫人的面说:“我认识你,你是到过紫都台的,在十七旅你说你是阜新的商人,怎么又到这里?”韩夫人怒斥说:“他是司令的机要秘书,你胡说些什么!”皮广俊疑惑不解地走了。邓钧洪感到不妙,就找韩梅村、杨明清商量。皮广俊又找杨明清报告说“发现一个八路到司令家去了”,并描绘了邓钧洪的相貌特征。杨明清告诉他,那是司令的机要秘书,是司令派去做“反间”工作的,这是特大军事机密,嘱他千万要保密。后来韩梅村又亲自找皮广俊谈话,对皮广俊说:“你很忠诚,应该嘉奖,邓秘书是我派去向八路军做反间工作的,这是军事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讲。”杨明清又当场给皮广俊30元奖金,并给他老婆安排了工作,一场节外生枝的风波才算平息了。

1947年2月,中共湖南辽宁省工委派来中共党员周太暄、陶涛及进步青年胡良杰、邓敏杰等人先后到阜新,协助邓钧洪工作。周太暄,曾用名周沂舟,1921年出生于湖南辽宁省宁乡县一个贫民家庭。1943年,周太暄在赣州大学学习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旋即在赣州、龙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秋,邓钧洪给湖南辽宁省工委来信,请求组织派人支持他的工作。辽宁省工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派周太暄来阜新协助邓钧洪工作。为便于工作,组织还介绍了在长沙三青团部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陶涛与他结为夫妻同赴东北。周太暄、陶涛到阜新的公开身份是应阜新中学校长邓钧洪聘请来任教的。他们住在学校宿舍,深居简出,白天给学生上课,夜间则多次与邓钧洪密谈,或到韩梅村官邸与韩梅村、邓钧洪、杨明清一起商谈起义的准备工作。周太暄的到来,更增强了韩梅村起义的信心。

正当韩梅村、邓钧洪焦急地等待十七旅的消息时,韩梅村接到了杜聿明发来的要他率部移防凌源的命令。

凌源是热河辽宁省军事重镇,位于锦州、朝阳至承德铁路的要冲,是东北与华北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东北解放区通向关内的一条战略要道。1947年3月19日,韩梅村奉命率驻阜新的保安三支队两个团分乘两列火车移防凌源县城,担任锦承铁路护路任务,从而失去了在阜新起义的机会。韩梅村移防时,邓钧洪正等待爱人李茵来阜新未能同行。周太暄以韩梅村秘书,陶涛以韩梅村家庭教师的身份随行。

韩梅村率部到凌源后,部队驻地很分散。第七团团长王春普带着两个营驻凌源县城,一个营驻凌源南门外火车站及其两侧几个车站;第八团团长原是刘斌,后辞职,由代理团长郁怀忠(郁怀忠是军统特务,虽察觉韩梅村有些异常,但由于是韩梅村的老部下,没有出卖他,4月下旬回南京探亲未归)带着一个营驻凌源城内,两个营驻平泉县以东各火车站;第九团团部及其第三营驻凌源城内,一、二两营驻叶柏寿(今建平县城)火车站及其以西几个车站;东北保安三支队司令部及直属警卫排、通讯排驻凌源城内。韩梅村兼任凌源县城防司令,并指挥凌源县保安大队(约三百多人)。第九团团长赵序五一直在他的老家阜新养病未归队,由钟良代理团长。

东北保安三支队离开阜新后,阜新城内突然出现了一股反对韩梅村的浊流,使得韩梅村不得不把起义的步伐加快。原来,国民党阜新县党部书记长江济等一批党棍、地主劣绅,一直对韩梅村“统治”阜新时的所作所为不满。因此,韩梅村一走,他们马上认为时机到了,一面在火车站和各交通要道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一面请记者在国民党报纸上发新闻,说韩梅村“率保安三支队投八路去了”。一时间,关于韩梅村已经“投共”的谣言,竟在东北和北平传得沸沸扬扬。当韩梅村看到报纸上的这条假消息时,立即打电话给热河辽宁省主席刘多荃,问他怎么办。刘多荃说,他已发电报社“更正”。

尽管如此,韩梅村和周太暄感到敌人居心叵测,环境险恶,再不抓紧时间组织起义,后果将难以预料。但是,要起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的配合是不行的,打开与东北民主联军联系的新通道这一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周太喧的肩上。韩梅村给他介绍了上次邓钧洪联系成功的办法。周太暄反复考虑后决定“照葫芦画瓢”再来一次。

周太暄在凌源人地两生,临行前,韩梅村给他找了个熟悉当地情况的老木匠做向导。韩梅村告诉老木匠:周太暄是司令部的“谍报员”,部队刚来,要到“八路”那边“摸摸情况”,要他用身家性命担保,把他安全送过去;只要送到那边,回来就不用他管。同时,给了他一大笔钱。周太暄打扮成老木匠的帮手,由于周太暄面孔白净,身子单薄,不像当地老乡,他们就给他的脸和脖子上涂上一些黑红的油彩,又让他穿一身又硬又脏的黑灰布棉衣裤,戴一顶棕褐色旧毡帽,登一双东北“大疙瘩”鞋,成了一位地道的“东北汉子”,乍一看去,连熟悉的人都已不易辨认。周太暄内衣隐蔽处揣着一张韩梅村给他开的国民党军的“谍报证”,就跟随老木匠出发了。

开始一段时间路上还比较顺利,一般的人并不注意他们。当国民党军的哨卡盘查时,周太暄就出示韩司令的“谍报证”,亮明自己去执行特别军务的身份。可是,走出国民党军防区之后,情况就复杂了。因为这些“中间地带”,不仅有国民党特务,有东北民主联军的侦察人员和武工队,而且还有“胡子”(土匪)。第二天,在一个村子附近,他们果真遇到了几个带枪的“ 胡子”。老木匠来不及招呼周太暄就自己溜了。周太暄一看四处没有什么地方可藏身,就躲进了一户老乡的屋里。屋里只老大娘一个人,正在烧水。周太暄就给了她几张钞票,向她要碗水喝。这时,屋外已有人在大声吆喝。周太暄来不及与大娘说点什么,就机警地连忙去帮大娘拉风箱。他刚坐下,一个大个子“胡子”就已探头进屋了。周太暄急中生智,忙起身把锅盖一掀,让白蒙蒙的水雾罩住了自己。老大娘似乎早已见多不怪,头也不抬,依然干自己的活儿。大个子“胡子”未发现有什么可捞的油水,贼眉鼠眼地瞅瞅就走了。

周太暄觉得这样实在不安全,就和老木匠商量尽量绕道走。老木匠同意,带他绕了一段路,过了一个山口,到了一个小镇住下。一夜无事。天快亮的时候,突然听得有些动静,一问,原来是有便衣武装人员查店来了。

(本文选自衣学泰王紫晨主编《阜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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